• 2008-11-25

    有关《癌病房》 - [So Wrote Sol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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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啊,你就拿二十五年吧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年去吧。’他回到真主哪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一样往往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癌病房》,1980.p36.

       从上面摘抄的寓言也可以看出,在这么一个暖阳初冬的早晨写和亚·索尔仁尼琴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写和《癌病房》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那么一点情绪错乱的恍惚感。最近发现自己太过无知,例如萨缪尔·贝克特从巴黎高师走出去以后写了《等待戈多》(这一点留到《巴黎高师史》那里再说),又例如我那么喜欢《癌病房》,却从来没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竟然在他死后才知晓他是何等人物。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这个比苏联活得更长,代表俄罗斯良心的忧郁老头,以他倔强的性格和描写流放生活的集中营文学闻名于世。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逝世,可以说,是作者的死促使我再一次翻开这本发黄的书。这算是一种还债,也是以另一种形式纪念某人离开世界。

     首先我必须要惊讶一下豆瓣书籍信息的齐全程度:我手里这本《外国文艺》编的《癌病房》,1980年4月第一版定价两元(现在两元连本杂志都买不到),上面还标着内部发行四个字,豆瓣上这本书的样子竟然跟我手里的一模一样,连发黄程度都差不多。这书到我手里有小三年了,似乎是毕业市场上淘到的,具体情景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作为写作参照的素材搬回来了。凭借《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摘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毫无悬念的被前苏联禁止领奖),这里面固然有冷战的政治意味,但小说自身的价值也可见一斑。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冷峻的真实,散发着西伯利亚的蛮荒魅力,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调子。癌症,大部分癌症是绝症,这种“绝”更大意义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罹患癌症的人,医学上是计算存活时间而很少以“治愈”的判断对治疗进行评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人在得癌症那一刻起就得等死了一样,就这一点来讲,癌症给病人造成的打击是远远大于其他病症的。在《癌病房》成书的那个年代,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都还尚未彻底完善,癌症复发率不低,病人治愈率却不高,死亡的威胁应该说是笼罩在病房之上的,可是全书没有一处是明写某个病人死去了——除了那些所谓的“出院”(失去治愈价值而将病人请出医院,省得浪费医疗资源)之外,只有一个人被侧面交代是死了,是那个工人阶级叶甫洛夫,医院的女工说他死在火车站的售票室——这种暗笔反而让人觉得隐藏的死神毛骨悚然。病房题材,尤其是绝症题材在文学史上还是很少见的(那些女猪脚不是得白血病就是被汽车撞死的韩剧就不要提了),但这种封闭空间式的舞台架构非常有利于叙事,像坠落荒岛啦,关进大狱啦,都容易作出好看的文章来。和所有的封闭空间一样,病房是个奇特的地方,不管你在正常的社会处在哪个阶层,有多么的牛逼,进了病房大家都是病友,阶层之间的隔膜必然会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加而慢慢弱化消失。《癌病房》的叙事主要从两个人的视角展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是个国家供养的人事干部,热衷于政府机关所热衷的一切小把戏(例如人跟人之间互相整,关心国家大事和统计数据);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卢萨诺夫称为食骨者)是个流放犯,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但对其失去了信任,粗鄙但抱有自主的思想,此外还同时跟两个女医生调情(可能我不大了解背景,那个时候的苏联男人比较少,二战都死了),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写照。前者精致、高尚但虚伪,后者粗糙、肮脏但真实,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睛,看到的医院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肿瘤之下还不得不扶持安慰、相互倚靠。

     我们这辈人对于流放这种事情是毫无概念的,流放不仅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恶劣,最重要的在于身后背负的那个巨大的罪孽的十字架。流放之人是有罪之人,是社会的毒瘤,理应加以剪除,只是出于人道才留给这些人一条性命,从这一点上讲,苏联跟中国在那个时代确是没有区别的,因此那个破旧病房里总是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思想矛盾的激烈冲突。然而,同被肿瘤从正常的生活世界拉到这个由吃药、打针、傻等、睡觉构成的单一世界中去的,并不只这干部和劳改犯两人。乌兹别克的牧民、家庭不幸的学生、争分夺秒的地质学家、等死并最终如愿以偿的工人,还有那个年纪轻轻就要割掉乳房的姑娘,这群困兽在死神的关注下镌固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希望、失望、绝望、重拾希望,想要抓住每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甚至连背负救命之责的医生也被拉进了癌的深渊。肿瘤就像头顶的巨石,只会砸中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但对于中奖者来说,那相当于百分之百。这对于读者来说不啻为一种悲剧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深夜读来更有一种惊悚之感:合书每每必要浑身上下而摸索,确认周遭没有奇怪的突起方安。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向死性确实很在理,但是一旦真去观视,实在是让人如坐针毡——他大抵是想让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烦、畏、恶心、无聊,我不得不说,他这种变态喜好确实产生了一点效果,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读《癌病房》的话。

     其实我读《癌病房》主要是想看看别人如何描写垂死的病人,怎样渗入那种恐慌的情绪,但是书第二部的发展却是令我大失所望的,因为一些给人感觉明天就会死的病人,竟然慢慢的好转了!到了书的后半部,病人非常清晰的分出了阶层,一边是可治愈的,一边是等死的。两个主人公显然属于可治愈的那伙,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的同病相怜之情,又要被阶级划分打碎——卢萨诺夫坐小车离开,重新融入公文与同志构成的世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去,挤在闷罐子里回到名叫乌什·铁列克的流放之地去。康复使他们重新反目,却又都暗自庆幸脱离了死亡的阴影,从彷徨的群氓中分隔开来。主人公的出院使小说戛然而止,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开放式的:焦姆卡能否收到描绘动物园状况的明信片,他会和那个被割去乳房的阿霞结婚吗?叫胶体金的玩意能不能救大学生,它对恶性黑色素瘤有效吗?那个乐观得吓人的恰雷,真的能靠伏特加跟胃癌拼个你死我活吗?和肿瘤战斗了一辈子的董佐娃医生,又要怎样同自己身上的肿瘤作战呢?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了,代表天真的工人阶级的叶甫洛夫,有一把好力气却癌肿环颈,陷入宗教的慰藉中扬着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四处问别人为什么生活(为了爱!为了爱!),就连死去也只是在别人嘴里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代表苟延残喘的知识分子阶级的猫头鹰舒路宾,为了活命而甘愿出卖良心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在得知自己气数将尽时才慷慨陈词,他的死却未被点明,只是在胡话中淡出(我没有整个儿死灭,我没有整个儿死灭……)。天真愚壮的工人阶级和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阶级都死了,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民族怎么办——道德社会主义!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立场。这个立场借舒路宾之口被言说出来,以一种将死者的预言出现在文本之中: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癌病房》,1980.p606

     这段文字姑可看做是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宣言。这种伦理至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异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充其量可说是一种对于往日生活的迷恋,一种对旧时代保守自足的浪漫主义敞开。正是这种坚固到偏执的信念使得索尔仁尼琴不对任何势力妥协,除了普京——这种纯净的人格固然可贵,但具体观点的合理性且不敢恭维。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同寻常地闪耀着人性与良知的光辉。那些雕塑式的段落,例如537-542页少年亲吻将要被割去的乳房的片段,具有直触读者心底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整本《癌病房》并不具有剪裁得当的精致,而是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粗糙。正是这粗糙铸就了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内核,就如同初冬的暖阳一般凛冽而蕴忍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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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体怎么变了。。
    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