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09-23

    大坝、饭票以及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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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来不喜欢跟风,所以当满大街都在讨论那件事的时候,我没有如小P孩们一样大谈民主法治贪污腐败以表达自己的一腔子热血和正义凛然的愤青。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拣起这件事,是因为昨天我去了大坝。貌似繁华的夜市一般的各种摊业已浮云,小团体们喜爱的蒙古人烧烤自然也只剩下水泥地面,秋风吹过空荡的柏油路,和着如豆的猥琐路灯光,颇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死者长已矣,托体同山阿,那故去的DEE的哥们似乎也与这大坝永久的融合为一体,所以我要谈谈那些事,那些饭票、冤魂和大坝们。
    对于没在学校或者已从学校撤出的那些人,有必要讲解一下那件事的基本进程。九月十一号晚7点12分电子院大二的学生在大坝上被三轮摩托车撞伤,路人拨打校园110和120急救,但是有关人员到场时学生已经死亡。我个人认为,在大坝上三轮摩托车(俗称三驴子,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货色了)速度不可能太快,这个学生应该是被撞飞,头部磕到地面,法医后来的检验是颅骨骨折致死,料想情形应该差不多。出事之后各种各样的说法遍布BBS,大部分人在声讨校方管理有咎,有要向报纸媒体提供新闻线索的,破口大骂的更是大有人在。当晚学生自发组织了点蜡烛的送别仪式,其后学校整肃了大坝地区的各种摊。其时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和校庆60周年筹备期,也许是因为学校的压力,也许是因为觉得无趣,前一天还哭天恨地痛心疾首的孩子们怨气烟消云散,开始欢天喜地准备迎接校庆。九月十六日校庆六十周年,学校发给每人一张饭票,凭票可在食堂白吃一顿,晚上燃放了烟花,间或有零星愤青质问学校为何要在尸骨未寒的时候败大钱放这劳民伤财的玩意儿,却没人质问为什么学校不拿发饭票的钱去修路防治安全隐患。在群众异口同声的声讨中愤青们闭上了嘴,其后众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只有大坝变成了荒芜的柏油路而已。

    点蜡烛现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意外事故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它发生的几率狠小,但是一定会发生。假如今年的意外事故发生率是十万分之一,那就说明今年十万个过马路的人里被撞死了一个。根据“天真预测”(认为下一时间段的事件概率等于本时间段事件概率),明年的意外事故发生率被原始预测为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明年十万个过马路的人里大约也会被撞死一个,但是也许是张三,也许是李四,无论是谁,十万个人里基本一定会死一个。这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狠小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摊到被撞上那个人就是百分之百。这个道理狠简单,但是即便你能理解这个意思,看到出事的同学躺在那里你的心仍然不能平静,因为你是人。但是他已经死了,躺在那里,人们哭天恨地痛心疾首大骂学校是草菅人命的无良机构,但是同学的死究竟该归咎到谁那里呢?
    让我们首先想一想这个同学是怎么死的——也许用不着想,刚说过,被三驴子撞死的。为什么被三驴子撞死了呢?原因有很多,比方说,车撞人这个行为车方和人方必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负责任的说,如果人当时不在那里走会被撞到?这也是责任的一种,但显然轻微得多),这种责任是一种私人责任。在救援方面,校园110到达事故现场和通报情况的不及时,以及120急救赶来的不及时使得他们显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BBS上的说法是(当然肯定有道听途说的水分存在),“目击的同学们在第一时间里打了120和校园110,校园110通知大学城110,保卫处的人却一直没有到现场,焦急的同学们看着奄奄一息的受伤同学,又一次催促校园110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按规定我们不能随便出车,需要请示上级领导。”这种情况在新制度主义的论域中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叫做制度的仪式化,就是说,当一种规则上升为制度并长期作用时,它就会失去弹性而变得僵化失效。人们把这部分责任归咎于学校,实际上不光是吉林大学存在这样的毛病,全中国的大学都存在类似的权责推卸忽视人性的制度,这部分责任不应或较少归咎于校方,而是一种公共性的制度责任。第三方面的责任就是当时的环境承担的责任了,摊贩挤占下路面的狭窄,光亮条件差都间接促成了事故发生,或者说,提高了意外发生率。前两方面责任的承担者都好明确,这第三方面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哭天恨地痛心疾首的可敬可爱真性情的大学城的同学们。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坝摊贩的性质。不可否认,大坝摊贩占道无证经营,对于社会效益具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存在即合理,摊贩既然存在在那里,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大坝位于南区和大学城之间,属于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在回寝室的路上购入食品,或是下楼不超过五分钟的脚程去吃些价格便宜的东西,对于大学城的学生来讲都是具有高效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效用是相对的,例如,走五分钟在大坝吃烧烤要比走半小时到北门效用高,虽然学生也付出了钱,但是他显然消费得更舒适),而在学校附近买卖获取更多的利润对于摊贩来说也具有高效用。买和卖两方面的需求促成了“大坝经济”的繁荣,但是高效用不会平白出现,而是从大坝这个环境中来,这种环境效用的损失以安全隐患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单个学生和单个商贩从“大坝经济”中得到了好处,但却不需要对其他人进行报偿。在大坝不断繁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断的累积,最后以事故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得严重一些,那些享受到“大坝经济”好处的人们都是事故的罪魁祸首之一。
    然而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还忽略了一个行动主体的存在,那就是做为学校这个小社会的“政府”一方的公共管理者——校方。从整体上看,学生群体得到了少量的便利效用,却面对大得多的多的意外风险,这是不经济的,并且,由于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权利分散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或曰,在某一特定历史节点之后被阉割而导致的——自我意识的不明确,他们不可能主动去诉求这种潜在风险的消除措施,这个公共任务不可推卸的落在校方的肩上。但是狠不幸的是,本事件与校庆发生在同时间,随即而来的各种庆典活动——比如发饭票和放烟花,强化了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并淡化了学生的视点,再加上那些不可抗外力的影响,事件就这么平息下去了,所余下的就只有萧瑟的秋风以及徘徊于大坝之上的亡者的冤魂。

    我写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埋怨学校多么多么管理不力,也不是为了责怪保卫处的没人性,整件事里让我觉得可悲的只有那些在BBS上声嘶力竭感情丰富的愤青小孩们。他们前一天忿忿不平的责骂着这狗日的大学,后一天又兴高采烈的幸福的观看绽开的烟花,也许第三天还会因为买不到便宜的水果吃不到便利的烧烤而烦躁。生活本就如此,一切皆有概率,不可抗的外力又真实的存在着,盲目的嘶喊没有任何用处。那些喜欢得风就是雨的孩子们,如果真的想要为死者做些什么,只需要在心里为他祈祷。路德说信上帝即可得救,我们不信上帝,但是我们只需要默默的记住那些哀伤的事情,等到我们具备能力那天再默默的为其改变或是不再发生而努力就足够了。那些意气用事的责骂和哀叹,只是如大坝上的秋风一样无力和无用罢了,但现在的学生,可以并且乐于做的,也只有这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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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部分赞成你对事件的进一步追问,建议你发到“正来学堂”上有个谈论帖。你的第一句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鲁迅,他也表达过这个意思。我觉得在追问校方时,不应该把校庆的活动扯进来,那样会造成作者如此追问是有看到校庆的喜悦而受刺激才追问之嫌!显然这个对本文来说是该避免的,否则,和那些“哭天恨地痛心疾首的可敬可爱真性情的大学城的同学们”有什么区别呢?
  • OTL你们二位
  • 对,也就是说,大坝的荒凉是学生们间接“谋害”死者所付出的代价
  • 这个“冤魂”定义不妥,就其性质而论,鉴定结果应为意外死亡也就是说,在大坝上面被0.3倍速撞击引致死亡,实际上和在人民大街被3倍速撞到是相同的大坝烧烤存在的那段时间内实际上是维持着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参见文内所述的“基于效用论的简单Is-Lm大坝经济模型”,而因为学生意外死亡这一极强的外部性影响,其效果简直等同于经济模型失灵理论中的5大外生变量,比如不可抗力,自然灾害等等。死了学生而取缔了大坝烧烤,实质上是不可抗力作用下的供给方全体退出,更要命的是,之前均衡状态下的供给方性质全部都是寡头垄断!!这样,在基于作为微观主体的消费者利己假设的前提下,带来的后果只有4个字“有求无供”!!推而广之的结果是,这种被打破了的供需均衡在消费惯性的作用下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隐性市场缺口。1:需求方的现状不便利+享受过历史均衡状态的好处2:供给方的暂时进入壁垒+享受过历史均衡状态的好处3:死了学生这一外部性影响很难持续生效4:政府介入的亡羊补牢性质因其历史性和盲目性实质上是不效率的所以,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坝经济必然会复兴!!唯一可能的差别就是,蒙古人烧烤可能变成了新疆人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