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10-17

    因为一个记者记住一本刊物 -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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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北方,《南风窗》。
    现在天黑的早,入秋的夜晚已经有哈气,路灯都闪着如豆的光,让人想起糖葫芦。这样的天不在家呆着而硬要缩着脖子蜷在座椅里听别人做报告,本来就是一件无聊的事,如果这个报告的题目还是“社区精英与底层社会秩序的建构”之类的题目并间或夹杂着小孩的笑闹声,就更加叫人郁闷了。能人效应,这种老调重谈的事情真的让人提不起太大兴趣来,况且有的发言者普通话问题还尚未解决,根本听不出个数来,所以让人还能觉得有点意思的,就只剩下坐在院长背后混镜头了——当然,还要蹭上右前方的副院长和左前方的系主任。
    带来的那本《第三次浪潮》没有派上用场。主办方的确是个细心的杂志,桌子上都放着两本过刊的《南风窗》,连战的大头和大菠萝一起对着我咧嘴笑。从报告一开始我的头就一直低着,低到我汗颜,坐在院长背后被照到的我从头到尾都在专心看杂志,那不是说明了报告的一些种种?然而杂志跟报告比起来还是多了太多诱惑。坦白的说我今天是第一次认真的看那杂志,《南风窗》,某同学曾经投稿过的杂志。人总是因为过往经验的偶然性而对客观事物产生误读,某同学对农村社会学强烈的喜好偏好甚至恶嗜让我对这本登载他大作的杂志有了不甚正面的印象,同样是三个字导致了《南风窗》与《半月谈》画上了等号,放在今天看,这种谬误确实有点尴尬。
    如果只是如此,事情也仅仅是我发现我对一本杂志有点偏见而已,但是我看见了李北方。李北方说报告里有许多熟悉的东西,那些东西广泛存在于他在采编报道中所必须面对的一大堆无意义兼无趣味的东西之中。他说到这里时我的目光从杂志移到台上的人那里去。李北方有高瘦的身段儿和小狮子一样卡哇伊的半长发,一眼看去只有两个可能性:东奔西走的记者或是懒在丽江小镇的屋檐下晒暖暖的艺术青年,然而他在这种糖葫芦一般的晚上坐在这里听老套的报告,这个事实决定了他只能是个记者,而且是个《南风窗》的记者。在昏昏欲睡的报告和随后院长系主任充满慈爱和礼貌的中肯的“批评指证”之后,李北方的话对于台上的五个人来说也许,或者可以肯定的说,相当刺耳。记者本就应当是说真话的职业,李北方的眼中有一种光,那种光透出真实,所以他敢说人们或为留面子或为遵守传统美德而不敢或不愿去说的话。可能大部分人不知道,利天院长没调到哲学社会学院之前是在马列学院当院长,在那里他搞了N久的经济社会学,类似的调研绝对不是只有他提到的92年广东的那一次。利天院长竭力选择不刺痛学生们的话,实际上和李北方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你们这个调研,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在座各位来听讲座,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收获?答案肯定不只是抽奖得采访包那么简单。
    李北方把调研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析问题取向的,旨在理清事件的逻辑关系,让人们清楚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一种是政策建议取向的,旨在对当前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社区精英》这个报告夹在这两种导向之中,类似两头跑的蝙蝠,既想阐述清楚事情的经过,又给出了各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意见。李北方说如果是后一种,在座的应该是省级市级的领导,但是我们只是一个面向学生的报告会,那些提出的意见不知道要给谁听。作为一个听众我觉得,以念提纲为主要形式的报告,确实没有起到“调研中国”系列活动应起的作用。“调研中国”从最根本上说,首先是一个刊物的公关活动。杂志通过在大学生中提供经费开展活动来培养潜在读者群,树立杂志的正面形象,扩大媒介影响,这个公关成本要远小于广告成本,绩效却远远要大。既然是公关活动,报告的选题和行文就必须注重激起读者和听众的共鸣,只有提起了受众的兴趣,一个报告才能成为一个报告而不是瞌睡场——对于一个上面报告像念经的会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艰难而任重道远的使命。
    以此逻辑推导有一个悖论,就是,那《南风窗》干脆做一档娱乐节目好了,做成“幸运52”或“开心辞典”,现场观众反响肯定热烈,对《南风窗》肯定留下良好印象,然而“调研中国”还存在着第二重定位,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调研。作为一个社科类刊物,《南风窗》的活动不是像超女一样闹闹哄哄吸引众多眼球圈钱圈HIGH了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它要产生社会效益,做出的调研能有一定的意义,即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类型。李北方已经指明,我们不是要提建议给省级市级领导看,这个报告的意义就在于分析问题,然而在分析问题甚至选择个案这一块,报告就犯了社会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失误。社会科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它研究的是变幻莫测的人,然而,即便是研究那些严格遵循规律变化的自然现象仍有个有效观察的期限,社会科学调研更要存在“保质期”问题。我一直觉得社会调查,尤其是个案调查是具有保质期的,甚至说,它是“一次性”的。因为在各个个案之中,调查来调查去,总会发现各类个案涉及到的组织也好,活动也好都是以一个灵魂人物作为核心的,或者说,他(她)是能人。能人往往是组织崛起的重要原因,而能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能人为核心的组织结构或形式,也很难具备普适性的推广价值。在第一次调查的时候,个案可能还无人知晓,这时候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是最真实的。但是第二,第三,第四次……对于一个个案尤其是正面个案,国家的反应往往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树典型”手段,能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访谈中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特权”,前有大邱庄南街村,后有东站十委核心俱乐部。从本质上讲,王宏彬从农行圈贷款和老爷子打电话要供暖
    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访谈”过程中,被调查个体实际上已经异化,如果说第一次接受调查时东站十委还可以称得上是个“社会底层秩序的建构”,千锤百炼以后的东站十委,就其在社会网络中占有的地位和社会资源来讲,实际已经脱离了社会底层。——而所有的这些,我只能在台下肆意的YY而已。他们是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作为一个小破本科生的升级版老破研究生,我不能说这些也没必要说这些,去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李北方敢讲。他敢讲那些我以及其他抱同样想法的人不敢讲的话。他是一个率真的人,像皇帝的新衣里那孩子。他在台上仰着头像一只小狮子,而台下曾经是一头小狮子的老狮们都赞许的颔首。拥有烂糟记者的刊物不一定是坏刊物,但是拥有好记者的刊物,一定能成为一本好刊物。因为一个记者记住一本刊物,for u,李北方,《南风窗》又多了一个读者,知识分子和他的喽罗们的力量变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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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这个杂志我大二的时候订过一年。。。后来不看了。。。